《梁书》钟嵘传记载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故事?

梁是一个神秘的朝代,曾经短暂的存在过,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三个朝代,由萧衍代齐称帝,《梁书》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(502—557年)五十余年的史事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,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的是《梁书》中的钟嵘传的白话文版本。

钟嵘字仲伟,颍川郡长社县人。钟嵘同他的哥哥钟山元、弟弟钟屿都很好学,有见识和思想。钟嵘,齐朝永明年间为国子监生,通晓《周易》,卫军王俭当时任国子监祭酒,很欣赏他。后为本州推举为秀才。最初任王国侍郎,迁任抚军行参军,出任安国县令。永元末年,任司徒行参军。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。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,引钟嵘为宁朔记室,专门负责文书工作。

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居室,山洪爆发,树和石头都被洪水卷走,而惟独何胤的居室安然无恙,元简让钟嵘写《瑞室颂》以记述它,文词特别优美、规范。选用为西中郎晋安王记室。钟嵘曾品评古今五言诗,论述各自的优劣,名为《诗品》。其序言说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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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,而景物又感动人,所以被激荡起来的感情,就表现在舞蹈和歌咏中。想用来照耀三才(天、地、人),辉映万物,祭祀神灵,阐明幽深微妙之旨,感动天地鬼神,莫过于诗歌。从前的《南风歌》、《卿云歌》,其意义是深远的。夏歌中有‘郁陶乎予心’的诗句,楚辞中有‘名余曰正则’的诗句,其诗体虽不都是五言,但上述二句已是五言诗的开端。到汉代李陵,开始创立五言诗这一体裁。古诗年代久远,作者与创作年代都很难详细知道。从体裁推断,必是汉代而非周末的作品。汉代王褒、扬雄、枚乘、司马相如等人皆以辞赋著称,没听说有诗歌传世。从李陵到班婕妤,约百年间,除了一个女作家,就只有李陵一人而已。东汉两百年中,只有班固著五言《咏史》诗一首,议论缇荥救父之事,枯燥而没有文采。到了建安年间,曹操父子很爱好文士,成为文坛领袖。陆云、陆机兄弟,俨然文界栋梁。刘桢、王粲可算是曹氏父子左右辅佐之人。较次一等的人物,攀附曹氏父子,可作他们的部属的更多,数以百计。建安时代文学大盛。建安以后文学逐渐衰微,这种颓废局面直到晋代才停止。太康年间,张载、张协、张亢兄弟,陆机、陆云兄弟,潘岳、潘尼叔侄及左思等人继承了前人的成就,使文学得以中兴。永嘉时期,尊崇黄老学说,崇尚清谈玄学,诗的内容多谈玄学的道理,使议论这些玄言诗味道平淡,没有诗歌的意味。到东晋,玄言的余波仍在流传,孙绰、许繤、桓温、庾亮等人的诗像玄学论文,丧失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情调和富于现实性的内容。郭璞、刘琨已开始在改变玄言诗体,只是挡不住写玄言诗的人多,在当时影响不大。到义熙年间谢益寿继起创作,很有文采。元嘉初年,谢灵运才高词丰,文学成就很高,超过了刘琨、郭璞,压倒了潘岳、左思。所以说曹植是建安时期的杰出代表,谢桢、王粲是辅佐人物;陆机是太康时期精英,潘岳、张协是辅佐人物;谢安是元嘉时期的首脑,颜延年为之辅佐。这都是五言诗的首要人物,文辞名高一世。

“四言诗体文辞简约而含义广泛,学习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便可获得很多,但每每苦于文辞繁多而写出来意思较少,所以近世很少有人娴熟四言。五言在诗歌中很重要,是各种诗体中最有味道的一种,所以很适合于世人的口味。世人爱好五言,是因为它用来抒情写景最细致贴切!所以诗有三种不同的写法:一是兴,二是比,三是赋。文字已写完而意义还没有完称为兴;借物喻志称为比;直书其事,用寓言反映事物称为赋。兴、比、赋的作用很大,作诗时斟酌运用三种手法,以风力作骨干,加以文采的润色,使人玩味到它的诗意而觉得余味无穷,听到它的吟诵则心中深受感动,这是写诗的最高造诣。作诗若专用比、兴,则必然产生意思深奥、文辞生硬的毛病;若只用赋体,则意思肤浅,文辞松散,轻浮油滑而无所归依,必然产生芜杂散漫的毛病。就好像春风春鸟、秋月秋蝉、夏云暑雨、冬月酷寒这四时气候影响诗歌一样。欢聚的诗亲热,别离的诗哀怨。至于屈原受谗言所害被放逐,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外交。或者横尸朔野,或者魂入蒿丛,人民在战乱年代流离死亡,无所依归;或者挥戈戍边,驰骋疆场,征战边塞,保卫国土;征夫思妇心情哀怨,这些题材的诗篇很多。又有的抒写士人辞官,隐居山林的情志,解去..绶,一去不返;女子有的因容貌姣好入宫得宠。上述放逐、和亲种种事情很感动人,这些思想感情不用诗歌不足以表达出来。所以说:‘诗歌可以表达友爱,也可以表达怨恨。’若要使穷困贫贱的人得以心安,隐居者没有烦闷,更加悠闲,就没有比‘陈诗’、‘长歌’更好的了。所以文学家没有不爱好诗歌的。现在读书人中作诗之风盛行。儿童稍微长大、身体能够承受得住衣服,刚刚入小学,便一心为写作诗歌而奔走努力。至于富家子弟耻于自己的诗歌达不到水平,就整天写作,整夜苦吟,这些作品,作者独自看看以为很不错,但众人一看,就觉得平庸鲁钝。更次的是,当时有些轻薄的人,嘲笑曹植、刘桢的诗古朴笨拙,而说鲍照和谢緿的成就超越古今。而学习鲍照,最终赶不上他‘日中市朝满’的诗句,学谢緿而学不到他的好处,勉强得到‘黄鸟度青枝’这样的句子。上述这些人,白白地抛弃了高尚的文学趣味,在文学上是未入流的门外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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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上层人士,当官之人在广博的谈论之余也谈论诗歌,他们谈论诗歌时,随着各自的爱好,意见也各有不同,或混淆不清,或相持不下,议论纷纷,没有可以依照参考的标准。近人彭城的刘士章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欣赏家,他不满于上述这种混乱情况,想品评当代诗歌,有所标榜。刘士章的著作没有完成,我有感于此而作《诗品》。过去班固品评人物分为九等,刘向的儿子刘歆著《七略》分七类评论作家,若从名与实两方面加以考核,确有不恰当的地方。至于说诗歌也是一种技艺,这是显而易见的,以类相推,几乎和棋戏相同。当今皇上怀有不学习便知晓的天才,体察深幽的文思,文学成就辉煌,赏析精深广博。齐竟陵王开西邸,招延文学之士,梁武帝萧衍与沈约、谢緿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日方、陆亻垂交游时已是诗坛领袖,他们在当时号称“竟陵八友”。况且奄有天下,作了皇帝后,有很多人出来辅佐君王,涌现出很有才学的作家。当代诗人的成就已超过汉、魏、晋、宋(指刘宋),这的确是我这像农人的歌谣、赶车人的议论、粗浅的著作所不敢于区分其派别而加以品评的。我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只不过是流传于民间,与一般谈笑相同的作品而已。”

不久,死于官任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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